贾康: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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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新华网2019中国社会责任公益盛典上的发言(2019.12.27)。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申总、曲司长和到会各位领导,尊敬的到会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在我们的公益盛典上和各位做个交流。

        我发言的题目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以研究者定位,我想先从企业的相关定义说起。企业是什么呢?最简单的讲,是竞争性市场中的主体。经济活动按照市场经济形态运行,企业作为主体,它的职能是要以自己的生产经营形成经济生活中间的有效供给,体现为各种产品和服务。从这样一个认识原点出发,我觉得于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在竞争中间创业、运营、创新,从生存到发展,提供适合人群之需要的产出,那么这就是企业最基本的有社会意义的责任。他们这些产出,伴随着现实意义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中的就业机会,劳动者取得的工资收入,国家发展必须考量的整个社会GDP,政府履行职能必须取得的税收和相关非税收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必须的科技成果应用等等。这些,实际上是由企业作为广泛存在的市场主体,由他们的创造力、活力的体现,形成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层面的支撑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肯定:企业需要在竞争中站住脚发展起来,而且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其中我们要做好做强,也争取做大,这是从最基本层面或者最主要的内容来说的企业社会责任。

        但是从生产经营这个层次上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来说起之后,这个社会责任还必然有延伸和扩展。比如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刚才国家扶贫处曲司长专门说到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在这几年的扶贫中,社会政策导向下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一些作用。另外,我们也可以观察,这些年在市场搏击中成功做大的民营企业,最前沿的代表是大家注意到的电商,他们自己表现为“一飞冲天”之后,可以乘势在整个社会层面体现出对于穷乡僻壤的、一些在发展中属于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我们农村的一些居民,带出来淘宝村、淘宝镇式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很好促进以打开生产经营门路而形成的扶贫、脱贫目标的实现。中国现在已经有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对应的是由于有非常成规模的电商迅速崛起,而电商运用最新的信息革命成果,可以使没有很高文化素质的穷乡僻壤的一些社会成员,包括一些妇女,都在现实生活中加入了创业创新的行列而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些我认为,都可说是从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这个层面上生发出来的延伸和扩展。

        理论的框架里,还要提到另外几个相关视角。一个就是我们在发展中越来越强调可持续性,自然就必须更加注重低碳绿色发展,经济学上所称要防范和抑制所谓“负外部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带来某些污染因素,空气、水流、土壤等方面因排放有害物质的这些污染因素,怎样得到有效的控制?为以后越来越走向清洁生产,还必须有在提升企业责任意识旁边,推进一些制度建设,比如说在税收制度方面,很早就有关于环境税的探讨,在中国这几年也有环境税制度建设方面的明显进步,它就是主要由经济利益的引导,使企业“内生地”更加看重低碳、绿色发展,努力更好运用减排治污的、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工艺、技术,更好地加入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过程。

 
                                                                
 
        再有一个视角,是在人类社会中已经有很多年积极探索而形成一系列经验后,企业在自己做好做大做强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必然还会对接社会公益。在这个社会公益层面上,我觉得从可持续性来说,是在前面所说的企业于竞争中立住脚,得到生存而又能够做好做强的基础之上,我们应该给予适当引导的,鼓励企业在这方面更认同企业社会责任文化,把它更充分地延伸出来。一个可说进一步升级的概念,就是企业在自己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可以组建或注资支持公益性基金会直接进入慈善领域。国际经验表明,这需要有一些规范化的制度建设。比如企业自己的财力雄厚之后,可把其中的一部分财力投入公益性基金会,在管理上更保证这种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以上几个视角合在一起,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在改革开放现代化之路上,继续在竞争中拥抱全球化而继续努力发展前进的过程中,有这样几个要点,和企业的履责尽责有关,我们可以加以强调:

        第一,为让企业更好履责和尽责,我们必须努力,由政府牵头进一步打造中国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这和企业责任的实现有内在关系。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多轮复制的进一步将改革开放相结合的制度安排里,现在引入了很好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本原则,就是企业方面作为创业创新的主体,它应该面对的是一个尽可能简洁的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企业可充分调动自己的创新潜力,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中争取做出更多的创新业绩。这个负面清单在上海自贸区明确树立概念以后,现在复制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还对应着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后,我们变压力为动力的一些大手笔的区域发展中的标杆示范,比如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上进一步对接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国际标准,其中深圳要率先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另外海南要建成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区。在这样的区域战略里,要更好贯彻企业负面清单原则。同时,企业的负面清单伴随着的,应该是政府自己的正面清单,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必须明确地得到权力清单(以后的形式应是具体化到相关文本上由最高权力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正面授权),而且“有权必有责”,政府按正面清单履行自己的事权,还必须得到问责制的约束。这是非常重要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里我们可以总结的两大基本原则。企业的负面清单和政府的正面清单合在一起,会让我们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更充分地焕发出来。

        第二,中国显然还必须在“税收法定”的轨道之上,更好地来构建环境税、资源税、消费税等有调节作用的经济杠杆。这样来匹配企业更好的责任意识,实现利益引导之下的社会责任的充分发挥,承担好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第三,中国势必还要在中央所说的“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制度建设轨道上,研讨未来我认为不可回避的遗产和赠与税等制度建设问题。国际经验表明,这也是一种制度里的配套,是社会成员里有比较高的财富收入水平的成员(比如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投资家),他们在身后得到一个税收制度的调节,而客观上会催生公益性基金会的更好发展,以及公益部门(所谓第三部门)的更好发展,这也是一种使社会责任匹配制度环境优化的机制性建设。

        第四,在中国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显然还要有和我们今天的公益盛典直接对应的企业社会责任文化的培育,各种相关观念的熏陶,在这方面应做好必要的思想引导,并且如前面在申总编的致辞里已经说到的,我们还要由粗到细地构建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体系和评价体系。

        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导向上说,就是中国的企业在面对全球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中,要紧紧抓住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让更多的企业从生存走到发展,经过奋斗,还要特别实现在创新的“强起来新时代”的高质量升级版的发展。我们要一起努力,通过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来共同助力社会进步与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我非常赞成我们今天盛典的行动口号:“责任凝聚力量,行动成就未来!”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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